年10月，身患重病的周总理在经历了第五次手术以后就再也没能下得了床，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一直处在中国革命的中心的位置，也经过了无数次生与死的考验。
对他来说，此时已经要直面最为痛苦的疾病，唯一的遗憾便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工作了，最后的日子里，总理的脑海中还是会出现过去的情形，印象最深的还是在长征时刻。
总理也会哼唱一句《长征组歌》中一句经典歌词：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在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当中，周总理患过致命疾病，到底是谁治好了他？真相可谓众说纷纭。
漫漫长征路，总理身患重病
年下半旬，蒋介石集中起了五十万大*，向着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五次“围剿”，国民*反动派为了此次围剿能够取得胜利，干脆在庐山组建起来一个*官训练团，聘请了多国的*事顾问，专门教授课程。
在粉碎敌人“围剿”无望的前提下，中共提出了战略转移的设想，在坚持当地革命斗争已经越来越困难的前提下，各地红*相继踏上了长征之路。
周总理作为主要领导人，也参加了这次长征。
在路途行径到毛儿盖的某天夜里，周总理的卫士专门准备好了青稞麦和豌豆苗送到了总理的身边，可是周总理并没有想要吃饭的意思，他感觉到身体有些不舒服，便对卫士说：“我不想吃，你们给我一杯开水喝吧。”
卫士赶紧去找来一杯开水，并且重心放在了周总理的身旁，当时总理正如往常那样在处理着文件。
看到卫士端来了热水，周总理便抬头对卫士说：“你赶快去休息吧，我一会也休息了。”
卫士还感觉到比较欣慰，因为总理在这一路上很少按时休息，好不容易睡了一次早觉，自己也能松一口气了。
他呆在不远处，看着周总理的灯火熄灭了，这才放心了下来。
不过，这颗悬着的心刚放下不久，魏国禄便听到了周总理呼喊“警卫员”。
卫士赶紧再次回到身边，看着眼前的周总理，心里也开始重新紧张起来，刚刚还能处理文件的周总理，此时的已经瘫倒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说：“再找一杯开水。”
魏国禄不敢耽搁，连忙出去找热水，待到水重新端来，他也立即摸了摸总理的额头，发现总理的额头已经是通红。
这可是一件大事，因为长征途中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任何一种小病都有可能拖成大病。
魏国禄赶紧找来了*医，一量体温这才发现，总理的体温已经升到了三十九点五，范金标也来了，他和魏国禄一直陪伴在周总理的身边。
当时在战士们中得疟疾的人很多，一开始大家也是按照疟疾的标准治疗的，可总理身上的症状始终没有消下去，大家更着急了。
毛主席、叶剑英等领导人全都闻讯赶来，毛主席询问一旁卫生部的同志：“哪里有医生？快叫到毛儿盖来！”
很快，卫生部的同志们先后找来了几位医生，这位姓戴的医生是吉安人，医术水平在当地赫赫有名，见过很多“疑难杂症”。
他看着周总理的情况，回忆起过去的往事：原来，在这之前一个村庄也出现过类似的病情，能引发发烧的疾病很多，这也并不是因为疟疾引起的，而或许有可能是肝脓肿导致的。
除了戴姓医生以外，还有两位医生，分别是王斌和李治。
他们都是在江西同国民*作战时被俘获的*医，不过在红**委的耐心劝说下，也开始忠于红*，认真对待医疗事业。
在戴姓医生诊断为疟疾后，几位医生才凑起来好好又诊断了一番，他们也发现，肝肿的位置在右侧肋缘下两指的位置，最后也确诊为肝发炎，甚至已经出现了脓疡的症状。
如果真是这样的疾病，那么情况就非常危险了。
在长征过程中，类似于穿刺、开刀等医疗手段都不具备，可若任由总理身上的疾病如此发展，那么后果则非常严重。
作为妻子，邓颖超也得知了周总理发烧的消息，夫妻二人在长征路程中也并不在一起，邓颖超距离周总理也有四五公里远。
此外，邓颖超在长征开始之前也发烧了，甚至在路程中断断续续出现了咳血的症状，情况同样不乐观。
因此，此前担心到邓颖超配备的警卫员不够细心，周总理还特意将自己警卫调到邓颖超身边，可没想到，没过多久，自己也生病了。
邓颖超也坚持要去陪伴周总理，因此中央为她安排了担架和马匹。
当邓颖超再次见到周总理的时候，总理的担架上已经盖上了厚厚的被子，两个人寥寥数语，周总理便被抬回了工作总部。
按照顾玉平的回忆，在那三天三夜当中，邓大姐始终守护在周总理的身边，身旁的警卫员多次催促邓大姐前去休息，可邓大姐依旧坚持守护在周总理的身边，还顶着疾病为总理捉虱子，捉得指甲盖中布满了鲜红的血液，可她依旧没有停下来。
可当务之急，周总理需要的并不是休息，而是治疗。
医生提到，根据相关医学书籍记载，这种疾病的死亡率非常高，只有极个别的患者能在肝化脓的部位和肠接触的地方穿孔，让淤积的脓液从肠子里排出体外，才能幸存下来。
经过悉心照料，总理转危为安
就在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医生提出了一个非常“保守”的治疗方案，肝脓引起的发烧，可以用冰去敷，而且效果非常显著。
在当时的医学条件和现场环境下，这已经是最稳妥的办法了，就算是医生有本事能开刀，可当时的压根就没有达标的消*环境，造成了感染，是谁都无法承担的后果。
根据医生的吩咐，包括魏国禄在内的几位警卫员四处搜寻冰块，最终在六十里以外找到了雪山，他们轮流去高山上背冰块来化水，在毛巾浸泡以后放在周总理的肝胆部位。
这样经过了好多次，所有人都只能紧紧等待奇迹的发生。
顾玉平说：“像周总理这样无私伟大的人，无论如何都不能牺牲！”
为了能给周总理提供安静的治疗环境，除了邓大姐、警卫员、医生以外，其他领导干部纷纷返回了自己的岗位，他们坚信，总理这次一定能克服困难。
想要根治周总理的疾病，冰敷和服药都是为了让周总理体内的病情发生反应，医生们都希望周总理能够排出肝部的脓，这样才能让病情取得实际进展。
在日复一日的冰敷后，昏迷之中的周总理终于醒了过来，周围的人望着那张憔悴的脸，早已是心疼不已。
向来坚强的周总理呻吟着说：“肚子疼。”
在众人的搀扶下，周总理去了厕所，一下便排出了绿色的脓便，这也就意味着，看来这种土方法终于有了作用。
医生也观察了大便，确认了治疗方向是正确的，为了能让周总理将体内的脓排干净，他们专门给周总理服了药，让肠子停止蠕动三天，并且在每个小时都要测量一次体温。
这种药也被称为特效药，名为易米丁。
这种药对于阿米巴肝脓疡非常有用，还好医生通过观察确定了这种疾病，如果真的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后果也不堪设想。
随后病情的发展，也证明了最初治疗方法的正确性，医生们也将之前“最坏的情况”告诉了邓大姐，其中在类似疾病的“预后不良”中，唯一的可能性便是将脓排出。
还好，周总理成功了，这是“天佑”，也是人为。
为了能让总理体内的脓排干净，这段日子里，医生每天都让总理按时服药，病情终于渐渐好转了起来。
过了一阵，当医生们连续两次检查，发现总理的肝脏已经没有脓肿，恢复到正常大小了，所有人都长舒了一口气，多亏途中的偏方和医生的治疗，周总理终于脱险了。
在周总理生病的这段时间里，毛主席不仅派来专人照顾总理，还去寻找能给周总理补身子的补品，在总理病好的时候，毛主席的体重也下降了不少，可见二人的感情至深。
晚年的周总理对于《长征组歌》中的曲目充满了感情，其中有十个唱段，从《告别》到《大会师》，周总理都能够熟练吟唱下来。
根据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长征组歌》是总理在病重期间最爱的歌曲，即使当时他的身体条件已经非常不好了，可他依旧会关心着《长征组歌》的复排和公演。”
这其中的缘由，自然和长征期间的那些经历有关。
后来，战友文工团在北京展览馆接连演了四十多场《长征组歌》，那会，已经消瘦得不成样子的周总理听说后，脸上浮现出了一丝喜色，怀念的心潮久久难以平静。
邓颖超当然也知道其中的缘由，一次，周总理对床旁的邓颖超说：“我想去现场看看。”
邓大姐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她也想起了长征时的过往，便打电话给文工团，说：“周总理想去听一听长征组歌。”
演员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全力以赴录制了这首曲目。
每当周总理疼痛难忍的时候，邓颖超就会放出这些曲目，总理的眼神总能闪出波光。
对于邓大姐而言，她和丈夫都是长征路上的幸存者，既然幸存下来了，就要去完成牺牲同志们未完成的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后来，他们真的做到了，为了坚持真理奋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程，周总理的名字，也是注定是新中国历史中最为耀眼的存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