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秀岭，医院普外科医生。不少艾滋病病*感染者，曾辗转多地求医无果，是冯秀岭给了他们希望。
手术时
他需要穿上手术衣
和不透气的防护衣
再戴上面屏头盔手套脚套
冯秀岭总跟病人说自己不怕
但其实他不止一次
被手术刀割破手指
他说
病人能康复
就是值得的
山高自有客行路
水深自有渡船人
年，冯秀岭接治了第一台艾滋病患者的手术，那是一位50多岁的女性，直肠癌晚期，面对当时各种防护设备的不完善，他迎难而上为她做了乙状结肠造瘘手术，解除了梗阻和病痛。
自此，冯秀岭便开始给艾滋病患者做手术。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艾滋病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传染病，它把人体免疫系统中最重要的CD4T淋巴细胞作为主要攻击目标，大量破坏该细胞，使人体丧失免疫功能。因此，人体易于感染各种疾病，并且可能发生恶性肿瘤，病死率较高。
血液是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之一，那么在艾滋病感染患者的手术过程中就有可能因为针刺等原因发生职业暴露。
面对术中风险，冯秀岭沉稳从容：“如果我们不做，谁来做？总有人要站在第一线。”
为艾滋病患者做手术，心里会犯怵吗？
冯秀岭说，不害怕是不可能的，但是作为特殊感染患者的医生，看到病人痛苦难忍而不作为，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治病救人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现在，他接手的病人危险系数越来越大，一刻都不能放松。他曾4次在手术中被扎了手，出现暴露。幸运的是，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
经过这几年的技术发展和经验积累，如今的手术形成了一套更加规范的职业防护操作流程，安全性大大提高。
为艾滋病患者做手术时，他们会戴着面屏和大大的头盔，就像宇航员一样，内部安置着小风扇，外面套上一次性面罩，身上还需要套上一层手术衣。里面的手术衣是消过*的布制分体，外面的这层是不透气、一次性的。
这一切准备，是为了避免给患者做手术时，溅出的血液接触医生面部皮肤和器官。戴上”太空帽”，穿着两层手术衣，冯秀岭开启了属于他的”江湖”。
医者仁心，医德为重
随着手术越来越成功，慕名而来的外省患者也随之增多，普外科所接收的艾滋病人数目不断增长，约占所有患者的二分之一。
冯秀岭说，医院尚未开设完善完备的外科，因而一些外省的患者或经当地医生介绍，医院，不远千里来做手术。
每一台手术，除了外科医生外，还包括有麻醉医生、护士等整个团队紧密合作。很多手术室的医护人员都是从早到晚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不能按时吃饭，也不敢多喝水，因为中途无法下台上厕所。
面对不断增多的长时间、高强度的手术，冯秀岭认为，自己既然做了医生，又选择了感染外科这个岗位，那么对于艾滋病患者不存在任何歧视心理。“病人把整个人交给你，你就要全心全意地对病人负责。”
面对医患问题，冯秀岭也有他自己的两个原则：首先是要换位思考，理解病人；其次要加强沟通，倾听病人的疾苦，好好跟病人家属深入接触。“时刻站在患者和家属的角度来考虑，医患之间才会和谐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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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梅*”双阳患者隐瞒身份医生做手术刺破自己
年3月17日傍晚五点半，医院外科转入一名急诊患者，高烧39度多，臀部和腿部大面积化脓性感染，急需手术切排。
陈子阳让护士给患者抽血送到检验科，但由于当时检验科下班、检测结果无法立刻回报，陈子阳决定先做手术。他问患者有无传染病，对方回应：没有。
切口、排出脓液、冲洗、探查，手术过程顺利。在收尾阶段，陈子阳不小心被缝合针刺伤了左手虎口处的皮肤，两毫米深的伤口有血液流出。“外科手术很容易把自己刺到，就像开车避免不了擦碰。”陈子阳说。他将血液挤出，简单处理后，换了手套继续完成手术。
第二天中午，检验科打来电话，反馈前一天的血样检验结果：那位急诊患者“艾滋、梅*双阳”，CD4（一种重要免疫细胞）只有18个。陈子阳解释：“（该患者）已经（艾滋病）发病了，传染性很强。”
医院感染科取了阻断药，那是专门防止HIV病*扩散、感染艾滋病的药物，一般来说，在24小时内采取药物阻断措施、且连续28天用药的情况下，保护率可达%。但陈子阳服药时，距离职业暴露的时间已经过去了22小时，无法保证最大的阻断效果，他立刻“陷入焦虑和恐惧的情绪中”。
职业暴露后的第一周，陈子阳一直在失眠，甚至考虑过转行的事情；阻断药的副作用也开始出现：头痛、乏力、腹泻、脱发，查血的结果显示，肝功能和肾功能也受到影响。
艾滋梅*双阳患者隐瞒身份医生做手术刺破自己
而立之年的陈子阳是一名外科博士，毕业前读了十一年医科，医院工作的第三年。他原计划在五一期间和未婚妻举办婚礼，订好了酒席，发完了请柬，但突然卷入了一场抵抗HIV病*的战争。
害怕说出实情后未婚妻“来医院闹”，陈子阳选择了保密。“如果有感染艾滋病的可能，谁敢和你一起生活，谁敢找你看病？”在他看来，艾滋病是个巨大的污名，在最终检查结果出来前，他不打算向任何人透露。
因为无法解释推迟婚期的理由，未婚妻带走了自己的东西，砸了结婚照。陈子阳在一边看着，抽烟。
7月份，职业暴露四个月后，陈子医院查了抗体抗原，阴性，未被感染，“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发布到知乎上，一万多条评论，几乎都在替他感到不公和愤慨。
有人评论说，医生的职业就像在刀锋上跳舞。
“没有办法做手术”
但在刀锋的另一端，因为顶着“艾滋病感染者”的帽子，一个庞大的群体始终面临着手术难的困境。
进手术室前，赵天突然被叫到医生办公室。“你是感染者，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这样做有意思吗？”看上去不到三十岁的女医生脸红到脖颈，挑着眉毛，指着“HIV阳性”的化验结果，提高音量，“你办出院吧，我们这里防护条件不齐全，没有办法给你做手术。
去年十月起，赵天发现自己患上了肛周脓肿，起初只是在小区里的一家诊所敷药、输液，后来“包块越来越大、越来越疼”，于是去了当医院就诊。
“当时特别尴尬，我在那里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一个病房的人就在旁边盯着我问‘你怎么还没做手术就走了啊，为什么啊’，特别尴尬。”赵天回忆。
在社交媒体，他看到不只一个和自己的经历相仿的、被拒诊的案例。在河南郑州，一位感染者和医生约定好时间进行肛肠手术，但在医生得知感染者的艾滋病情况后，只说了一句“你走吧，我够给你面子了”；在江西南昌，一位感染者在外务工，遭遇车祸，但在抢救过程中，医院因为其HIV阳性拒绝提供手术，最后经过志愿者协调，才在第二天得以安排手术，但因为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不得不截肢。
这些对赵天冲击很大，他开始思考如果有一天自己遇到紧急情况需要手术要怎么办：“恐惧可能都是源于无知吧，有的医生不给艾滋病感染者进行手术，可能是因为他不知道要怎样做、做什么防护，不知道怎么让自己免于被职业暴露威胁，那我就自己先去学，如果有一天需要手术了，我来告诉医生他应该怎么做。”
“理想的状态”
经历过那次职业暴露后不久，陈子阳又为一位艾滋病感染者做了手术。
这位感染医院拒诊，最终被转到了陈子医院，但器械护士和麻醉师不愿意上台，最终陈子阳和主任两个人完成了手术。
“如果不是任务，我可能不会做了吧。”陈子阳坦言，再也不想给艾滋病感染者做手术。
《传染病防治法》中要求，“应当由具备传染病救治医院来治疗艾滋病”。国务院年初颁布的《艾滋病防治条例》第四十一条则显示，“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的病人是艾滋病病*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推诿或者拒绝对其其他疾病进行治疗。”
也就是说，艾滋病感染者医院治疗艾滋病，医院治疗艾滋病之外的其他疾病时，医院不得拒诊和推诿。
事实上，“拒诊和推诿”很难界定，“很多时候医院等待手术排期，由于医生得知其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份，也会以看似合情合理的理由让对方出院。”一家NGO组织的工作者何滨（化名）介绍，“看似合情合理的理由”诸如：不适合手术、建议保守治疗、没有床位、手术需要配合的麻醉师或者护士不同意、需要患者自己买所有手术器械、医院接受治疗……
医院，医院的学科体系和救治能力。
医院艾滋病病房副主任医师韩宁介绍，起初，医院，医院几乎什么外科手术都不能做，医院，渐渐有了外科、妇产科、骨科等科室，但依然无法解决艾滋病感染者可能遭遇的所有问题。“医院被拒诊，只好来地坛（医院），但是如果医院也没有相关科室，他还是要继续想办法。”韩宁说。
年，韩宁在为一位艾滋病感染者做腰部穿刺操作时，不小心划伤了手指，有血液流出。这是他21年工作中的唯一一次职业暴露。
“当时确实也会担心，不过也没有太紧张。”在他看来，医院的医生接触过的艾滋病感染者较多，对艾滋病的了解也更多，明白只要按照规范防护和操作，很少会发生职业暴露的情况，就算发生职业暴露也能及时阻断免于感染，所以往往没有太多的恐惧情绪；医院的医生由于不了解、不清楚，会对艾滋病职业暴露的担忧更多，也便出现了拒诊和推诿的现象。
他能理解医生拒诊时的恐惧忧虑，也能理解病人隐瞒病情求医时的迫不得已，“理想的状态是，患者要说，说完医生得给治。”
“对医生负责，也对自己负责”
医院拒诊后，赵天没有举报也没有投诉，只给朋友打电话吐槽了一番。
在微博等社交平台，有遭遇拒诊的艾滋病感染者会把自己的经历公布出来，希望引起公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