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
这篇来自广阔天地的昔日故事，读起来有种新鲜感。
就算是现在，猪肉价格仍是老百姓每天最关心的物价指数。听上去有些陌生的“赤脚兽医”，其实就是从前农村里给猪看病打针的人。他们可能真的打赤脚，因为买不起长筒雨靴。那种物资匮乏，今天很难想象了。
赤脚兽医是特殊年代的产物，也确实为农村建设做出过贡献。本文口述者金方云才16岁，已经踩着猪粪在给生产队的家猪打疫苗了。日子一久，鼻子竟闻不出臭味。
真能吃苦，真有责任心啊。金方云回忆，那时，猪和牛是农民的宝贵财产，尤其生猪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猪养得好，农民的生活也会好。
如今的新农村已经大变样，一家一户养猪的模式被淘汰，青山绿水和现代规模养殖做到了并行不悖。乡村兽医不再给猪看病，反而给宠物狗看病。这意外的结局，可见时代的巨大变迁。
赤脚兽医
口述金方云整理金方云、戴维
第一次知道给家畜打针还分“肌肉注射”“皮下注射”“静脉注射”，这么多新知识，听得我云里雾里
年国庆节前，大队书记跟我说，诸暨县要开展“生猪保健”工作，每个大队都要配一名“赤脚兽医”，主要给猪看病，兼顾牛的疾病防治与公鸡的阉割——“我们柁山坞大队，准备让你当‘赤脚兽医’”。
我当时16岁，小学毕业后就在村里劳动。当兽医总比干农活好吧，我当然愿意的。
先要培训。红湖公社兽医站的陈秋先、蒋仲华、蒋章华、金兆后几位老师傅给我们上课。没有教材，师傅在上面讲，我们在下面拼命记。我第一次听到“猪瘟”“猪丹毒”、“毫升”“毫克”等新词，第一次知道给家畜打针还分“肌肉注射”“皮下注射”“静脉注射”，这么多新知识，听得我云里雾里。
农业部畜牧司有位姓金的司长，当时被打发回诸暨老家了。兽医站请他来讲课，我们都翘首以待，但金司长光讲了陪苏联专家给马看病的事，我们听了并不解渴。
这样培训了一星期，我就回大队上岗了。白天照常劳动，收工后谁家的猪生病了，就来叫我。不管多累，不管会不会，我都马上背着药箱赶过去，给猪量体温，翻眼睛，看皮肤。
16岁，我当上赤脚兽医
之前，公社兽医站给每人发了一个木头出诊箱，里面有煮注射器的铝制消毒盒，消毒棉球盒，兽用金属针筒两具，16号针头两枚，还有一副听诊器。
但最要紧的兽用体温计，偏偏没有。何家塔大队的“赤脚兽医”何吉灿比较老道，他给上海市医疗仪器厂写了封信，厂家寄来5支兽用体温计。何家塔大队如获至宝，大家也想借来用，但僧多粥少，不够啊。
我也学着给上海的工厂写信求援，厂里回信说：已经给你们公社解决过了，不能再解决了。没法子，我只好用普通的玻璃温度计，一只手抓住猪尾巴，一只手灵巧地把温度计插入猪的肛门，保持3分钟以上不动，并即时察看温度，这样测出来的体温才准。
每次爬猪圈，踩猪粪，我没觉得多脏，反而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和责任感
我真正的“赤脚兽医”生涯是从给猪打针开始的。
诸暨是生猪大县，也是生猪出口基地。每个月固定时间，外贸公司的船就会到湄池、斗门、山下湖，收购出口香港的活猪。
全县实施“生猪保健”后，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向每头存栏猪收取1.60元“生猪保健费”，该猪在卖掉或屠宰前的看病治疗和阉割均免费，如死亡有一定金额赔偿。
那个年代虽然缺医少药，但生猪的防疫工作抓得很紧，特别对猪瘟、猪丹毒两种重症，每半年要各打一次疫苗。原来这个工作由公社兽医站完成，各大队有“赤脚兽医”后，任务就下放了。
第一次给猪打预防针，兽医站的师傅手把手教我怎么消毒，在什么部位打“肌肉注射”，什么部位打“皮下注射”。他打了一针做示范，就叫我上手了。
任何事情看看、讲讲容易，第一次做起来难，更不要说是给一头活蹦乱跳的猪打针了。我心发慌、手发抖，只得硬着头皮上。还好是一头40多斤的仔猪，应该不会咬我，我战战兢兢打完第一针，长吐了一口气。
一回生，二回熟了。给猪打针不像给人打针，猪是满猪圈跑，野性一点的还要咬你，给猪打针要斗智斗勇。
我摸索出一套经验，先把两具针筒拿在手里，轻手轻脚爬进猪圈，然后给猪肚皮挠痒痒，让猪放松警惕。当猪舒舒服服让你挠的时候，你要迅雷不及掩耳，先在猪的耳根部位把难打的皮下注射（猪丹毒疫苗）打掉。猪刚要发作，赶快换另一具针筒在猪的臀部把肌肉注射（猪瘟疫苗）打掉。
打皮下注射要柔、轻，打肌肉注射要快、重。打完赶快爬出猪圈，防止猪反应过来咬你。
虽然每次给猪打疫苗，生产队都会派一名男劳力来帮忙抓住猪腿，但实际上，两个人不如一个人快。有一次，我到隔壁新华大队给猪打疫苗针，大队派了何守定帮忙。我叫何守定站在猪圈外，我先爬进去打，如果这头猪我搞不定,他再来帮忙，一天打了五六十头猪，何守定只爬了两回猪圈。
为了防止猪逃出来，猪圈的门都很高，我要爬着才能进去，里面的臭味不用说。农民为了积肥，猪圈里面的猪粪堆得有半米高。有的猪会躲到猪粪的角落里，那时候买不起长筒雨靴，我只好赤着脚，裤管卷到膝盖上，踩着猪粪去给猪打针——
怪不得别人说我们是“赤脚兽医”。一天下来，浑身都是猪粪，洗都洗不干净。整天在臭烘烘的猪圈里进出，大概嗅觉器官麻木了，后来也闻不到臭。
生猪是农民主要收入来源，猪养得好，农民的生活也好。每次爬猪圈，踩猪粪，我没觉得多脏，反而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和责任感。
一百来斤的活猪再养几个月就可以出栏了，这样病死是很大的损失，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随着出诊次数增多，我掌握了一些简单的治疗。但问题也跟着出现。一次，一个村民找到我，“你怎么搞的，打预防针把我家的猪打出一个瘤子！”
我赶紧背起药箱去看，是猪的前肩胛骨长了个瘤子，但肌肉注射在臀部，皮下注射在耳根，照道理这个瘤子和打疫苗无关。但村民一口咬定是我引起的，还大声嚷嚷，说我的技术真臭。我有口难辩，又羞愧难当，恨不得钻到地下去。
我是兽医，我得解决问题。我忍着羞，把那个瘤子开掉、排脓，用双氧水清洗，在瘤子里塞进呋喃西林粉煮过的“黄纱条”消毒。第二天，把黄纱条拔出。过了几天，长瘤子的地方就长好了。
后来，打猪疫苗时我就特别注意，再没发生这种事情。
但遇到师傅也没教过的症状，我就束手无策了。一次，有个村民慌慌张张来叫我，说家里的猪中午刚喂了食，突然发病了，满猪圈乱跑。我赶到时，那头猪躺在地上发抖，已经站不起来了。我从没碰到过这样急的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一百来斤的活猪再养几个月就可以出栏了，这样病死是很大的损失，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事后我检查猪饲料，是腌过的红薯藤。难道是……？我跑到兽医站，把情况向师傅们一说。师傅们分析，很可能这个红薯藤没腌透，产生了大量亚硝酸盐，才导致猪急性中毒。
师傅们说，这个处理其实很简单，把病猪尾巴割断，把猪耳朵上的静脉血管割破，让病猪的血大量流出来，血液中的亚硝酸盐也跟随排出来，病猪就不会死。
后来碰到同类情况，我按照师傅们教的办法处理，果然把病猪救活了。
这件事传开后，“我把自己家的猪阉死了”成了一个笑话，师傅知道了也很难为情
做“赤脚兽医”不但要给家畜看病，还要给猪和鸡阉割，这是一门外科手术，要学会不容易。
为了学技术，我先拿自己家的小公猪练手。
趁兽医站的阉割师傅来大队，我请师傅在旁指导，我来操作。小公猪的血比较旺，切除睾丸前，一般要在根部用麻丝扎住，防止出血。
但师傅说，你家这头猪不用扎麻丝，不会出太多血。我照师傅说的完成阉割后，小猪照常吃食也没有异常。但到了晚上，小猪突然嗷嗷叫，我检查刀口，没发现出血，体温也不高。但小猪一直叫，不停转圈，一小时后死亡了。
这件事传开后，“我把自己家的猪阉死了”成了一个笑话，师傅知道了也很难为情。
事后我才弄明白原委。原来我家的小猪阉割后，因为没有扎麻丝导致了大出血，但刀口好得特别快，血被堵住、流不出来，就在里面把小猪活活撑死了。其实这时候只要把刀口打开，把淤血排出来，小猪就没事了。
我就这样出了一个大洋相。
后来阉割小公猪时，该扎麻丝的就扎，再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过了20分钟，牛开始打“饱嗝”，气慢慢吐出来了，。整个过程太惊心动魄，我身上的衣服早就汗湿透了
那时农村的宝贵财产，除了猪，就是牛。耕田靠牛，一个生产队也就一到两头牛，耕田忙的时候农民还给牛喂米酒解乏。
冬季，田里不种农作物，种苜蓿，也叫“草籽”。第二年春天，草籽长高了，耕田时正好当绿肥。嫩嫩的“草籽”，牛也特别喜欢吃。
牛的肚子里有四个胃，东西吃下去后在胃中半消化，然后返回嘴里再次咀嚼，这就是反刍。草籽在胃中半消化时会产生大量气体，气多了排不出，就可能把牛撑死。
有经验的耕田师傅会给牛嘴套上一个毛竹编的笼套，让它没法吃到草籽，休息时才把笼套拿下来，让牛吃一会。
有一年清明前后，一位年轻的耕田师傅心疼牛，没给牛嘴带“笼套”，让它敞开吃。牛吃得太多，胀气了，肚子鼓得圆圆的，难受得在田里乱跑。如果不马上采取措施，这头牛可能死掉，前几天董公大队的一头牛就是这样死的。一头牛值一千多元，对生产队来说简直太重要了。
耕田师傅马上叫村民来找我。我哪里碰到过这种情况，跑到现场也是毫无头绪。以前听师傅说过，可以用注射器配上大号针头插到牛的胃部把气放出来，但这头牛是生产队的半壁江山，我怎么敢轻易动手？万一牛死在我手里，我就成罪人了。而且……我也没有大号针头。
这时，两名耕田老把式赶到了。他们马上把牛头拉高，给牛喂下干稻草，同时用一根短毛竹在牛的喉咙里搅动，使牛产生恶心。
过了20分钟，牛开始打“饱嗝”，气慢慢吐出来了，这样才化险为夷。我只是站在旁边打下手，天气还是早春，可整个过程太惊心动魄，我身上的衣服早就汗湿透了。
六十年代，血吸虫病还在横行。这个病不仅人会得，牛也会。当时，县畜牧局开展耕牛血吸虫病的普查与治疗，要赤脚兽医把各大队的耕牛粪便取样后，送到公社兽医站检测，对有血吸虫病的耕牛备案。
然后在农闲季节，把标有血吸虫病的耕牛集中在一起治疗，方法与用药和人一样，只是牛的用药量更大。为了安全起见，用药前要测量耕牛体重。县畜牧局也派了技术人员下来帮忙。寒冬腊月，我们就一起睡在碾米厂的厂房里，晚上轮流起来观察牛的反应。
一段时间后，我们几个赤脚兽医出色完成任务，消除了血吸虫病，保证了耕牛的安全。
人畜患病用药本有相同之处，我们也学习“赤脚医生”，头顶烈日，自带干粮，肩扛锄头，步行十几公里爬到大山里采草药
刚当“赤脚兽医”，凭我们这点知识，一段时间内根本分辨不出家畜患了什么病，只能是对症治疗，发烧了就用退烧药，哮喘了就用平喘药，拉稀了就用止痢药。
当时药品紧张，抗菌素基本没有，一碰到猪发烧，退烧药解决不了，就考虑要用抗菌素特别是“青霉素”，一个月2瓶80万单位的青霉素老早用光了，真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为此，卫生部门大力推广“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用中草药、针灸等治病。人畜患病用药本有相同之处，我们也学习“赤脚医生”，头顶烈日，自带干粮，肩扛锄头，步行十几公里爬到大山里采草药，把采到的草药洗干净、晒干保存，要用时拿出来煎药给猪吃。
为了使草药来源有保证，我还在自留地种植了部分采来的草药。
不久，公社兽医站购入一套蒸馏装置，草药洗干净后，可放在里面熬药，草药的蒸汽冷凝后接到安瓿瓶里，并用酒精灯封口，这样就成为注射液，使用起来比熬药给猪吃更有效果。
猪高烧不退，又没有抗菌素，就要给猪“挂盐水”退烧。没有钱买瓶装“盐水”，兽医站负责人陈秋先师傅教我们土法自制“盐水”，即把食盐放在碗里用开水化开，通过几个碗像“梯田”那样上下排列，用药棉把“盐水”进行3层（次）过滤，这就是我们制作的“盐水了”，然后抽到针筒里通过静脉注射打到病猪身上。我们经常用这种土办法给猪治疗，不要说，效果还真不错。
大队里潘顺传家里有一头很老的母猪，已经不会生小猪了，因为吃糠多拉不出大便，需要我给猪灌肠把猪大便排出来。当时没有给猪灌肠的灌肠球，情急之下，我找来一个灌油用的漏斗，连接上一根1.5米的胶管，叫人把肥皂水通过抬高的漏斗灌下来，我把胶管的末端插到猪的肛门里，利用水位高差的压力来给猪灌肠。因为压力不够，粪便还是冲不出来，这个时候我只好把手指插入猪的肛门里把粪便挖碎，这样里面的粪便便可以冲出来了。这样灌了很多次直到那头猪痊愈，每次手上都是臭烘烘的，后来他们家把老母猪杀了还专门拿了一碗红烧肉给我，表示感谢。
就这样，我们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土洋结合”，基本解决了工作中药品不足、经费不足的问题。
现在的“赤脚兽医”改为给宠物狗看病了，说明中国在快速发展，何尝不是个好事情呢
“生猪保健”制度实施后，红湖公社生猪的死亡率大大降低，出栏量（出售或者屠宰的数量）、存栏量（饲养着的活猪数量）大幅提高，全公社达到“一人一头存栏猪”的目标，这在诸暨县是唯一的，在全国也不多见。
红湖公社养生猪的事迹还上了《人民日报》。年秋，县里在红湖公社召开了生猪发展现场会，推广我公社的经验。很长一段时间，全国各地都有人写信到红湖公社兽医站来取经。
年12月，我应征入伍，“赤脚兽医”工作交给了我们大队的汤阿六（大名汤金陆）。人虽然离开了，但我的心还是牵挂着的。我在部队所在地的医疗器材商店看到有兽用体温计，马上给公社的同行们每人买了1支寄去，以解他们的急需。
改革开放后，“生猪保健”制度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于年终止。但这个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发展生猪产业，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的贡献仍然是功不可没的。
过年前，我又回了趟老家，碰到汤金陆。他告诉我，现在柁山坞村只剩一户人家在远离村庄的山岙里办了养猪场，养了几十头猪，其他人家都不养了。因为农村已经禁止一家一户式的养猪，要养必须是规模化、无污染的猪场。猪的品种也和从前不同，养猪周期大大缩短，所以给猪治病基本上用不着了。
口述者金方云近照
镇上仍旧有兽医站，主要负责家畜防疫。以前的“赤脚兽医”因为业务量不足，大部分人已经另谋高就，汤金陆还在坚持，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