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唐晔晔问仁医
人物介绍
冯卓，上海中医院消化内镜中心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日本国立医院（NCCH）访问学者。世界内镜医师协会消化内镜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内镜学专业委员会委员（ESD学组成员），中国抗癌协会癌症筛查与早诊早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结直肠早癌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小肠镜专家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微循环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内镜专业委员会青年主任委员，上海市社会医疗机构协会消化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医务分会名医工作室成员，上海市近代中医流派传承第四批继承人，共青团上海市卫健委“医苑新星”健康讲师团成员。年至年于日本国立医院（NCCH）访学，师从有“日本大肠癌内镜诊治第一人”之称的世界著名内镜专家斎藤豊教授，访学期间获得日本厚生劳动省颁发的海外医师临床研修许可证，成为NCCH内镜中心历史上首位获得海外行医执照的中国医生。
擅长：1、大肠息肉内镜下精确诊断及手术，胃肠道良性肿瘤内镜下粘膜切除术（EMR）、粘膜下层剥离术（ESD），低位直肠良性肿瘤内镜下保肛手术，家族性腺瘤病（FAP）内镜下切除术等；2、消化道良、恶性肿瘤术后中医治疗；返流性食管炎、慢性胃炎等功能性胃病的中医治疗；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等肠道炎性疾病的中医治疗；功能性便秘的中医治疗。
采访笔记
听完他的讲述，我最有兴趣的，反倒是他反复念叨的那个人，有“日本大肠癌内镜诊治第一人”之称的，世界著名内镜专家斎藤豊教授。我搜索了教授的照片，俊朗挺拔的身躯，裁剪得体的西服，略有卷曲的长发，以及一双可以识破世间真相的眼睛。我对他说，太酷了，就像中年版的木村拓哉、织田裕二。
他听了，笑道，老师是神一样的存在，是老师改变了我的人生。“但是，神也有过失败。”他向我说起老师的一次手术失利，使我越发对这位老师心生敬仰，我仿佛看到，一台做了八个小时的手术，老师依然保持着标枪一样的身姿，一手控制着肠镜的大小旋钮，一手握着镜子前进和旋转，额角微微有汗，神色依旧如常，那是一种近乎悲壮的执着。
那台艰难的手术，最后失败了，为什么要这样？我不解，问他。“起初我也不解，但是后来理解了，每个人都会遇到进退维谷的时候，励志的故事说，哪怕再坚持一分钟，就会出现奇迹，但是，坚持真的是最好的选择吗，老师用他的名声为赌注告诉人们，人类对疾病的认识与征服，还只是冰山一角。”他说。
三年前，他自己给自己做了一次肠镜检查，一下子成为夜线红人。他说，这才是真正的感同身受，镜子入体的所有感受，不亲身经历是无从获知的，技巧手段用在自己身上，才能知道到底灵不灵，从此不再隔靴搔痒，从此可以现身说法。
他还是一个铁血中医粉，放下镜子的时候，他读仲景书，开经方，写文章。“中医是哲学，一种生活方式，倘若做完内镜手术之后，再用中药调理干预，这是我认为的中西医结合。”
临别时，我们说起影响他人生的那部二十多年前的日剧《回首又见他》，他说，每当遇到苦闷和艰难，那首主题歌就不知不觉响起，热血沸腾。
“都说司马很冷漠，他没有伤心欲绝的同情，没有软言细语的安慰，他，只会把全部精力放在最能帮助病人的事情上，这就是他的温柔。”他说。
我注意到，他也竖起着白衣的领子，发型纹丝不乱，脸上是温柔的笑容。
1.回首又见他
年，一部日剧《回首又见他》震撼了冯卓的少年记忆，从那时开始，他记住了黑与白，记住了奔跑，记住了恰克与飞鸟苍凉的歌声，记住了司马江太郎。“织田裕二扮演的外科天才司马江太郎，竖起白衣衣领的样子，实在是太酷了，我想将来，我也要穿上这件白衣。”
冯卓果然成为了一名医生。由于喜好古文，甚至能用文言文与好友书信往来，因此，他对中医始终抱有浓厚的兴趣，当他被上海中医药大学录取时，心情雀跃，而当其他同学愁眉不展于医古文的聱牙佶屈时，他捧着《医宗金鉴》如痴如醉。
毕业后，冯卓的医院的肛肠科。冯卓说，很感激这段在肛肠科的经历，在肛肠科这样的中医外科，有手术、换药等实操机会，疗效确切，医患关系融洽，年轻医生反而更能适应，“那段岁月，很好地保护了学医的热情，不断获得成就感，进而寻找真正的职业方向。”
冯卓的导师孙建华，是上海中医肛肠领域第一批做肠镜的医生。也因为此，冯卓第一次接触到了肠镜，这是他“跨界”消化内镜的起步。医院之后，医院进修，接受了规范而严格的消化内镜培训。虽然他的专业是肠镜，但是老师要求他，把胃镜也一起学了。每年，医院都会和日本同行开交流会，冯卓也因此接触了日本消化内镜。“日本消化道肿瘤诊治的水平是世界上最高的，在这个过程中，我找到了愿意一辈子从事的事业：大肠早癌的诊治。”
年，冯卓迎来了一个打开眼界的机会。
他被教委派往日本进修一年，在日本国立研究中心消化内镜中心进修肠镜。那是日本消化内镜的标杆和殿堂，而冯卓的导师斎藤老师，则是大肠癌消化内镜下诊治的第一人。
“老师是我职业道路上的贵人，我从一部日剧，萌发了学医的念头，没想到，我的开悟与精进，也是在日本。”
怀着高山仰止的心情，冯卓向老师潜心学习。斎藤先生有着日本专家一贯严谨的学术特点，性格却平易近人。冯卓说，老师很“酷”，气场强大，眼神中有着对专业的极度自信。让他惊为天人的是，手术台上，老师的肠镜操作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即使观摩也是一种享受。
“很多年轻医生刚做肠镜的时候，会觉得非常困难，下消化道九曲十八弯，从肛门插入，顺利通过整个大肠到达盲肠，有时要花半小时。如果技术不达标，病人痛苦，医生也痛苦。但老师的操作行云流水，三分钟就能从肛门达到盲肠，然后慢慢退镜，仔细检查是否有病变，整个过程病人几乎没有痛苦。”
冯卓解释说，日本模式和国内很不同：假设肠镜检查的总时间是20分钟，日本模式着重于退镜的检查，往往要花上十多分钟。因此，日本通过肠镜发现早期肠癌很早就普及了，而且，哪怕是小诊所的肠镜医生，水准也很高。冯卓暗下决心，努力研习，吃透老师的技术，经过不懈努力，一年后，他成为日本国立研究中心消化内镜中心第一个拿到海外行医执照的中国医生。
回忆起来，斎藤老师的理念对冯卓影响颇深，那就是对医学和病人的执着。
冯卓印象极为深刻的，是老师唯一失败的一台手术。那台内镜下肠癌手术，老师是主刀，他作为一助。那台手术足足做了8小时，非常不顺利，但老师始终没有放弃，想用更完美的方式切除病变。虽然最后没有成功，但老师近乎偏执的执着精神，让冯卓深深敬佩。
“他是和寿司之神一样的匠人，在老师眼里，一台手术满足时间短、切除完整、病理结果相符、预后良好这几点要求，才是满意的、成功的。”在日本，冯卓学到的东西让他长久受用。
2.内镜手术有严格指证
年10月，医院消化内镜中心扩建升级，向冯卓伸出橄榄枝，经过深思熟虑，冯卓转战医院，成为中心的新秀之一。
在这个平台，冯卓充分发挥他在日本学到的肠镜技术特点，同时，作为铁血中医粉的他，开创了一套中西结合综合管理肠癌的模式。他介绍说，肠道早癌的发生，除了和遗传有关，还受肠道内环境影响。根据中医理论，很多患者是湿热体质，湿气重，从而困阻于大肠，容易造成病变。所以做完手术之后，除了告知成功与否，冯卓还会对患者进行随访，结合舌苔脉象等进行调整，有效降低肿瘤的复发率。
“该模式脱胎于日本，但是更上一个台阶。日本用对汉方，但是指南比较单一，无论什么体质都只给一个汉方。而我们的方法是辨证论治，一人一方，因人而异。”冯卓的成长也得到了医院消化医学部部长、内镜中心主任龚彪教授的充分支持和肯定，龚主任作为世界著名的ERCP专家，对于新成立的内镜中心提出了“精简、服务、创新”的要求，而冯卓在早期大肠癌诊治上的特色也恰恰符合这个理念。年春天，在龚主任的大力支持下，举办了第一届“曙光中日早期大肠癌ESD高峰论坛”，特别邀请了斎藤教授作为嘉宾前来进行手术演示和学术授课，会上斎藤教授目睹了冯卓一台直肠肿瘤的ESD手术后赞不绝口，看到自己学生有如此大的进步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
冯卓坦言，很多肠道疾病由不良生活习惯引起，但是他并不赞同强行改变人的生活习惯，提倡在调整的基础上勤于随访，让病人定期复诊。
“内镜是将早期肠癌扼杀在萌芽期，如果是进展期，那就超过了内镜治疗的适应症，只能交给普外科，这是非常可惜的。”冯卓表示，遇到这样的病人，他还会嘱咐病人的兄弟姐妹赶紧来做肠镜，因为肠癌有明显的遗传倾向，这样的嘱咐，也的确救了很多人。
这是一个幸运的例子。曾经有一名患者，65岁，患有低位直肠的巨大肿瘤，直径达10cm，幸好是良性的，冯卓完整地切除下来，保留了肛门，术后病理证明很成功。在冯卓的建议下，他弟弟也来做了肠镜检查，虽然没有症状，但检查中也发现了良性肿瘤，同样成功切除。
但也有不那么幸运的例子。有一户家庭，父亲因肠癌去世，子女有大姐，二弟和小弟。找冯卓就诊的是二弟，五六十岁，已做了肠癌手术，术后复查，每次都能发现息肉。从他那里得知，小弟已患肠癌去世。而大姐一直没做肠镜，很是固执。二弟好不容易说服大姐来做检查，冯卓却遗憾地发现距离乙状结肠20cm处的恶性肿瘤。冯卓说，他最想做的就是，挡在外科医生和恶性肠癌之前。
冯卓一直记得老师的话，在明确诊断的基础上再决定手术。
“好的内镜医生，并不在于能切多大的瘤、做多大的手术，而是能否做出正确的判断，不要让病人承受无谓的痛苦。内镜手术是有严格指征的。虽然有些医生手术技术很好，但有时可能不太重视该不该切、能不能切。而我认为，手术的前提是，精细的检查和判断。”
有一位40岁的病人，冯卓通过肠镜发现了7mm的类似息肉，虽然微小，但冯卓经过精细诊断，还是决定不能做内镜治疗——他判断这已是恶性肿瘤，于是果断地标记后送去外科做腔镜手术。结果，病理标本也证明他的判断。对于良性与恶性肿瘤，冯卓打了一个比方：如果肠道是房间，内镜医生就是泥水匠。良性腺瘤就是表浅的墙灰，泥水匠可以把墙皮刮掉达到治愈；但是恶性肿瘤就不单单长在墙壁表面，而是长到了砖头里，这是内镜所不能及的，需要外科医生出马——外科医生是装修队，需要敲掉整堵墙才能达到切除肿瘤的目的，操作具有破坏性，病人的身体和经济负担都将加重，并且术后生存率也比内镜切除早期肠癌的要低很多。
3.旋腔进镜
作为铁血中医粉，冯卓极为推崇经方派。他开的方子也以经方为主，对胃肠道症状效果最好的是泻心汤，对下腹胀满等都有很好的疗效。他最重视的中药是柴胡，半里半外，通利三焦，调理脾胃。手术和中药是冯卓的两大兴趣，在医院的消化内镜中心，他正好能把两种喜好结合起来，发挥最大的功用。
从医十余年来，冯卓说自己感触最深的阶段，仍然是年在医院进修的时候。彼时他三十而立，肛肠科的手术渐渐掌握，发现遇到了瓶颈，甚至有些懈怠。但自从参加了和日本同行的交流会后，冯卓就像变了一个人，一下子找到了新的兴奋点，一门心思学习肠镜。他通过医院的同僚，买到了很多国内当时少见的肠镜手术专著，挑灯夜读毫无倦意，凌晨四五点一醒来，又打开了书，他的妻子说，甚至比大学读书那会儿还起劲。
“中医肛肠虽然很有特色，但面临肠道肿瘤大抵只能放手；而接触到肠镜，我发现消化道肿瘤是可以早发现早治疗的，这也是我选此作为一辈子事业的原因。”
现在，冯卓的技术日臻完善，内镜插入肠道的技术又加上了自己的理解。起初，他完全照搬老师的风格，后来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也就是“旋腔进镜”，这和传统的寻腔进镜有所不同。“不是一味地硬行插入。既能保证安全，又能免除病人痛苦。”用这种进镜法，从肛门到达盲肠的平均时间，冯卓是2分钟左右。
而且，与冯卓合作的护士都知道，他做肠镜的时候，有很多小技巧，比如有的病人太肥胖，就趴着做，等等。冯卓说，这些技巧都是一个个的积累体会，他在日本动手机会虽不多，就拼命观察和记住细节，把老师的本领，变成自己的法宝。
他是很少见的“一手拿镜、一手拿书”，中西并行的医生。冯卓说，这两部分在医院的内镜中心是可以完美共存：拿内镜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工匠，开方剂的时候，就进入了中医思维，这两点并不冲突——内镜医生的快乐，中医的快乐，很少见的结合。
如果回到从前，冯卓说，他还愿意做一名医生。虽然大学毕业时还不确定自己是否适合做医生，但现在越做越有味道。
口述实录
唐晔：您在手术台上，是怎样的状态呢？
冯卓：很享受。我以前在医院的时候，虽然一周只有半天时间做内镜，护士们发现，每到这天下午我就特别兴奋。我做手术的时候很放松，旁边会用Ipad放交响乐。
唐晔：作为铁血中医粉，您怎么看待中医？
冯卓：中医是一门哲学，一种生活方式。我女儿感冒发烧，我就开葛根汤。中医为什么经常被怀疑？是因为它太先进了，有人理解不了。中医还有一个时间轴的观念，七天前后用的方子肯定不一样，因为身体的内环境会发生改变，方子也要随之改变，这与西医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也无需争论，可以用疗效说话。我虽然开始学中医的时候不够自信，也困惑过，后来发现，学中医要把脑子先格式化，把阴阳五行放进去才能懂。
唐晔：平时会看什么书，有没有敬仰的中医名家？
冯卓：《伤寒论》，我对中医和道的关系很感兴趣，其实所谓医学的王道，就是帮助病人恢复健康，回归正常生活，而不是制造新的疾病。至于中医名家，对长沙太守张仲景的景仰，肯定是滔滔江水（笑），当今的名家也有很多，比如早几年作古的倪海厦教授，他的贡献是让初学中医者容易理解这门体系。
唐晔：现在最